别了,2022!你好,2023!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新冠疫情三年了。面对疫情带来的千难万险,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实现了三年年均4.5%左右的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时值岁末年初,尽管我们还没能摆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但我们看到了有利的前景: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株和过去既往流行的其他变异株相比,致病性有所减弱。

2023年,随着社会活动的逐步放开,随着疫后人们正常生活、工作节奏的快速修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充满希望?其实,我们所有人急切打破沉闷、意欲夺回三年损失的冲动就是巨大的经济动力,而这个动力在政策系统支撑下,必将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现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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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全球经济乏力

国际环境风高浪急,这不只是过去数年中国面对的外部条件,还会延伸到2023年乃至更长远。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报告,对2023年全球经济给出了非常悲观的判断。报告说:“回望2022年,在疫情重新开放提振作用减弱、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加码、俄乌冲突冲击能源格局等多重压力下,全球经济增速急剧放缓,衰退担忧日益升温。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受多重冲击显著放缓、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增大,其主要因素是全球性的通胀、仍然存在的疫情和地缘政治不稳定。”

IMF认为,2023年,由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冲击继续刺激通胀,新冠肺炎疫情继续造成挑战,将进一步增加全球风险,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将出现分化。预计美国将勉强避免经济衰退,而英国和欧元区经济衰退似乎无法避免。尤其面临能源供应和需求方面的问题以及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压力,欧元区通胀将被推高至12%,英国通胀将被推高至11%的高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发生一系列足以造成持久伤害的金融危机,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因具有弹性将避免深度衰退。2022年以来,中东欧和拉美部分国家率先开始大幅提高利率,部分地区的通胀率正在下降,特别是巴西。但中东欧仍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高通胀和货币紧缩持续的风险。

正基于此,IMF给出的结论是:尽管2023年全球经济总体上不太会出现深度衰退,但却面临30年来最糟年份之一,GDP增长率或放缓至2.2%。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对2023年全球经济都给出了“不祥”的判断。世界银行最新的综合研究报告题为: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这份报告显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应对通胀,2023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经济衰退。其各国GDP增长率预测:印度为6.9%、俄罗斯为-4.5%,日本为1.2%;而2022年11月22日,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发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经济前景继续恶化。在它看来,美国经济增长或仅为0.5%、欧元区经济增长0.5%、英国0.4%。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即从一个相对可预测的世界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世界。”2022年12月2日,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金融论坛(IFF)2022全球年会上预计: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在未来一年中陷入经济衰退。她解释称,很多国家会继续通过上调利率来对抗通胀,财政政策会继续收紧。高利率将导致整个亚洲债务的收益率上升,货币贬值。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直接影响欧洲经济增长,使欧洲对亚洲进口需求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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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尽管亚太地区的情况会相对较好,但确实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该如何破解?IMF显然赞同中国主张。格奥尔基耶娃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挑战,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应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发出的建设性信号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此时,世界目光投向中国。当此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艰难时刻,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希望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稳定器”和“动力源”的角色。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权威测算称,2013到2018年的6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8.1%;而2013到2016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0.6个百分点,波动强度将提高5.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到2040年,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彼此融合,有望创造22万亿至37万亿美元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5%~26%。

中国高质量发力

最近,彭博社援引著名经济学家斯科特·约翰逊的预测指出,2023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4%,低于2022年的3.2%。约翰逊认为,2023年欧元区将以衰退开局,而美国也将陷入衰退,但唯有中国,一个经济运行更稳定、增长质量更高、增长前景可期的中国,将对世界经济发展长期利好。约翰逊判断,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料将超过5%。原因一,中国防疫调整速度快于预期;原因二,中国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这将使2023年经济取得整体好转。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真能超过5%?目前看,基本已成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中国经济给出了强有力的政策铺垫。按照中央的判断,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但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综合研判,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第一,我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将给经济恢复带来重大积极影响,预计2023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第二,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2022年已经出台实施的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政策,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政策效应将在2023年持续显现;2023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出台新政策、新措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第三,基数效应。2022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客观上造成2022年经济基数相对较低,2023年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基数效应将对2023年经济数据形成一定支撑。

2023年,中国宏观政策框架最大的特点是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五大政策共同发力,更加讲求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1+1>2”的效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与此同时,强化系统观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这实际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两难多难问题,通过“六个统筹”寻求多重约束下的最优解。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尤其是疫情影响下,消费需求呈现明显衰退,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又带来外需走弱,二者相加,势必给中国需求增长带来压力。怎么办?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底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

我们同时应当确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所以,不能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双向发力,从而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比如,制造业技术研发和改造着力于新领域、新赛道,创造新需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再比如,2022年南方一些省份干旱、高热、缺电,而东北、华北、西北一些地方却有大量风电、光电无法消纳,所以加大电源布局、跨域输电、智能电网等方面投入,既能扩大当期需求,又能提高能源体系效率,为未来的需求增长和能源转型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问题上可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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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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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 摄

理顺投资、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按照经济学一般规律,只有投资畅旺,老百姓收入增长预期不断增强,消费才会扎实有效地增长。过去几年,受疫情阻隔,中国老百姓收入增长放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存钱避险倾向有所上升。在此情况下,恢复和扩大消费恐怕是2023年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经济难题。

如何破解?靠投资活跃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靠供给质量提升拉动新的市场需求,靠优惠和激励政策带给市场消费动力。实际上,无论是《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不遵从和统筹这样一条逻辑链条上的各方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增加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尤其针对住房、汽车、服务性消费等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限制性措施,中央出于完善消费政策的客观需要,予以突破。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与之对应,房地产投资领域的各种限制也开始相应松动。

消费依托收入,收入依托投资。所以,内需增长的关键抓手是投资。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是破解总需求不足的关键动力。为此,党中央自始至终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发展给出明确而强大的支持信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毫无疑问,民营经济已成中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而更是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关键动力。可以确信,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积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予以有效破解,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就会焕发出不尽活力,中国经济就会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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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心是促经济的关键

只有全社会的预期向好,信心十足,经济发展才会在自我循环中不断获得正向激励,进而良性循环。所以,党中央一向关注市场预期管理,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再三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会议指出“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会议强调,“明年(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这实际是抓到了破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如何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制定、实施、落实好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乃是第一要务。所以,在“加强金融、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前提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经济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取向。从宏观层面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同时,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纵深发展,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潜能;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围绕经济发展和民生急需,推动补短板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多元供给,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尤其是“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尊重市场规律,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同时,在内需经济的关键点——就业保障上,政策更要持续发力。按照中央财经委有关负责人回答社会关切时所言:“一方面,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一揽子政策。财税、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实施都要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疫情期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该延长的就延长,该优化的就优化。另一方面,要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宽准入、优化政策,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通过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政策支持灵活就业发展。”

很显然,中央给定的所有政策取向实际都指向一个关键点,在新发展理念之下,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系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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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 摄

政策既要协调、配合还要充分、持续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3年中国依然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强调,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化了“系统观念”。

正因如此,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看待各项经济政策,我们必须也要遵从方方面面协调配合的“系统观念”,既不能允许“单项凸进”,也不能允许“单项凹进”,而必须是合力同心、协调共进,尽快把经济社会一体化地推向高质量发展过程。尤其是当下,在“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的要求下,方方面面的政策不仅需要协调配合,同时也需要充分持续,让经济恢复拥有更加坚实而持续的动能,直至其可以自我激励,良性循环。

之所以要专门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担心一些政策过于计量化、教条化,进而浅尝辄止。最近,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不符合常识的经济理论贻害极大。他在批判“货币中性理论”时称,如果你相信货币中性,那你就会说,让货币增速等于GDP(名义)增速即可。但这就像一个鱼塘里,有大鱼,有小鱼,如果塘主经计算认为塘里投放200斤饲料正好大鱼、小鱼都吃好,于是就精确投放200斤,那结果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大鱼吃撑,小鱼饿死。怎么办?投放250斤到300斤饲料,让大鱼吃饱后,小鱼还有饲料吃。

姚洋教授实际是要告诉我们,制定政策要基于“符合常识”的理论,尤其是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更要常识优先。我们不想评判谁,只想提示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协调、充足持续非常重要。近年来,央行出台大量“结构性政策”,向科技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特定对象发放专项再贷款,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政策创新。但为什么结构性货币政策并未获得经济活跃的预期结果?这里似乎也有个“常识问题”,见好就收的、期限过短的资金供给,是否足以激励企业投资信心?

所以,与其事后被迫展期(延长贷款期限),不如最初一次性给足,让政策的持续性给企业家以稳定的预期。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央行针对企业设备更新出台了支持政策,但如果不解决“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根本性金融结构问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

2022年12月18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建议:“鉴于国债兼有金融与财政双重属性,国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不仅应考虑政府赤字金融的需要,还应充分考虑货币金融部门正常运行的需要,更要考虑其融合的宏观应急。”他认为,有必要在财政金融两部门之上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建立常设机制,专司国债政策,协调两大宏观调控部门的关系。

李扬肯定2022年12月12日7500亿元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财政向特定银行发行,然后央行在公开市场买断。这实际是货币和政策积极配合的案例,而李扬进一步建议:改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继续降准到3%左右。他说:“今后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来进行货币政策的量价调控,借以实现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现代化转型。”很显然,如此建议之下,市场将获得更多长期资本,这肯定可以部分破解“不缺资金但缺资本”的金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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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质量的评价标准

在新发展理念之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显然需要基于系统观念的、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新标准。

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2022年第三季度之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让许多经济学家忧心忡忡。于是,开出一系列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危险重重。是不是这样?这些经济学家作出的检视不仅符合客观事实,理由充分,而且对中央提示风险更无可厚非。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第一,经济学家评价经济沿袭传统方式,而忽视了“传统经济指标以外的经济指标”,比如大疫冲击下“避免社会崩溃”该如何计算经济指标?第二,单纯经济认知而忽视社会发展平衡,这会不会在舆论上引发不必要的误解?

所以,这件事在客观地提示我们:中国亟须在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建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系统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体系,这不仅关乎各级党委、政府工作业绩的考评,同时关乎经济学家如何更加贴近时代要求地去看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关乎中国经济舆论的正确方向。

2022年过去了。2023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开启一个全新境界,其核心就是依据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要求,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新理念、新格局、新作为,而这一切似乎都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多维的评价坐标系”,以此提供一个基本的发展导向、提供一个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这显然也是社会各界有的放矢、提振经济信心的基本保障。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24期)


 

2022年第2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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